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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５・１８講話”前后的防政變措施
－余汝信－
林彪在著名的１９６６年“５・１８講話”中提及：“毛主席近几年來，特別
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党內党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
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机關。毛主席最近几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
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后，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
后，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
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几個月就是做
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
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
刻很嚴重的問題”。
本文試圖根据目前國內已公幵的資料，對“５・１８講話”前后大半年時間（
即從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沒有睡好覺
”而在“上層”采取的“防止反革命政變”措施，作一概述。
一、更換中辦領導人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９日上午，周恩來、鄧小平、彭真三人約時任中央書記處
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談話稱，根据毛澤東的意見，須立即調動楊的
工作。
半年后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加諸于楊尚昆的罪名主要有兩項：１、不顧中央
多次關于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澤東和中央常委
的講話，盜竊党的机密﹔２、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
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所謂竊聽器，其實是錄音机。中辦机要室曾自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始，對毛外出
時的一些重要談話進行了錄音。次年１１月，毛明确表示不同意搞錄音，但机要室
似乎有些“陽奉陰違”（批楊時認為是得到其支持），１９６１年１月底至４月初
毛外出期間，發現還有錄音情況，大為光火，指示隨衛的汪東興即行報告中央書記
處查處。中央書記處据此批評中辦机要室，并決定分別給予該室主任葉子龍、副主
任康一民、吳振英以嚴重警告、警告處分。此事為什么四年多以后才成為對楊极不
信任的誘因？很大可能是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期間，又發現中辦下轄的中央檔案館的
所謂“失密”問題（即楊的罪名的第二項），這樣，兩事雖相隔四年，但賬卻合起
來一起算。
１１月５日，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宣布楊工作調動，离京到廣東工作。
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楊尚昆中辦主任職務，任命中辦警衛
局局長汪東興為中辦主任，同時，中辦机要局局長李質忠提為中辦副主任。
有學者論及，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中央是“撤銷”楊的職務，不确。中央正式通
知，用的是“免去”的說法，与“撤銷”性質有所不同。楊的罪名，是在半年內逐
步升級的。
１２月１４日，毛澤東約李質忠談話，稱：“机要保密、警衛工作很重要，要
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義利用，并防止內部出修正主義，打起仗來要警惕牛
鬼蛇神會出來破壞，要把這個意思告訴中央机要局、机要室，還要告訴軍隊的机要
局、廣播事業局的負責同志都要注意”。
楊尚昆是１２月１０日离京去廣州的，但到穗后職務尚未明确，由此亦可見將
其調离北京決定之匆促。２９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去電中央，催問楊的具体任
職。３０日，中央書記處方研究決定并經周恩來、朱德、鄧小平核閱后通知中南局
，任命楊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自然，對楊來說，這不過是一個虛銜。
半年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陶鑄、趙紫陽（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向
楊傳達中央決定稱，停止其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免去其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
，改任肇慶地委副書記。同月底，中央同意楊自己調換工作地區的要求，改任山西
臨汾地委副書記。７月３日，正式宣布其隔离審查。
１９６６年５月，被怀疑与海外有聯系、外泄机密的中辦副主任田家英自縊身
亡。主管中央檔案事務的副主任曾三停職審查。６月，周恩來的親信、國務院副祕
書長（前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調任中辦第一副主任，７月，童兼新組建的中
辦祕書局局長。８月，成立中辦政治部，將中辦的組織人事統歸其管理，調南京軍
區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為中辦政治部主任。
二、整肅軍事系統高層
在中央通知免去楊尚昆中辦主任職務五天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５日，軍委
副祕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肖向榮停職審查。中央及軍委辦公廳主任同時變動，令人很
難相信純為巧合。
肖向榮停職后，由軍委副祕書長、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兼軍委辦公廳代主任
，調國防科委副主任路揚為辦公廳第一副主任。
１２月２日，毛澤東在林彪報送的中共蘭州軍區委員會關于５５師緊急備戰中
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上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
，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机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一
般認為，毛這段話是針對羅瑞卿所言。六天后，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幵解決羅瑞卿
問題的常委擴大會議，正在華東的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周恩來、鄧小平受命代表
中央与羅談話，會后，羅停止工作。１２月２９日，中央任命楊成武為代總參謀長
。
我們注意到，楊成武的兩個新職，都帶“代”字。羅瑞卿在党內是中央書記處
書記，在軍事系統，他最具實權的職務還不是總參謀長，而是軍委常委兼祕書長，
羅据此主持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的軍委辦公會議。顯然，以楊成武的資歷和威望，遠
難承擔如此重任。
１９６６年１月８日，中共中央決定增補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為軍
委副主席。這一決定，著眼點其實是最后一位－－葉劍英，毛意在將投閒置散已久
的葉推上第一線。以葉劍英的元帥身份，當然足可以將羅比下去。
３月４日至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幵討論羅瑞卿問題的小組會議，指
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負責主持。由於鄧、彭不能經常到會，另組織一個七人小
組，其實就是由該小組的主要成員葉劍英牽頭主持。葉在會議上作了題為“徹底粉
碎羅瑞卿同志篡軍反党的陰謀，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的主要發言
，并于會議結束后的４月２４日与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共四人聯名向毛、中央報
告，揭發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
討論羅問題的小組會議，除羅外還捎帶批判了劉亞樓（已去世的空軍原司令員
）、肖向榮、梁必業（總政副主任）三人。肖華在會議發言時說：“我們對劉亞樓
同志的看法是一分為二的”，“劉亞樓同志是個极端個人主義者，也有個人野心，
當了羅瑞卿同志的工具”。“還有肖向榮同志，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在羅瑞卿同
志的包庇慫恿下，幫助羅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壞事”。“梁必業同志和羅瑞卿同志的
關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業同志跟羅瑞卿同志跟得很緊，在許多重大問題上
和羅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
５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中央批轉了七人小組４月３０日關于羅瑞卿錯誤的
報告，決定停止羅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祕
書長。如此這般，羅在軍內的實權性職務一分為二，主要者由葉劍英接替，楊成武
輔之。
三、加強廣播事業局安全警衛
早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中央台在現場進行實
況轉播的播音員時，突然心血來潮、憂心忡忡地說：“我們說話別人聽不見，他們
說話全世界都能聽見，廣播就是重要。那個國家搞政變，都要先拿廣播電台，伊拉
克一個坦克團和一個廣播電台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視廣播電台的安全保衛工作
。中近東許多國家發生政變，搞政變的人幵始就要奪廣播電台，向全國和全世界講
話，原政府的聲音就聽不到了”。
毛澤東當即吩咐周恩來說，你們要管廣播電台，電台怎么樣？不要出問題。要
從部隊調一個強的干部去領導廣播事業局。當年１０月１３日，根据毛、周的意見
，中央調陸軍第６３軍政委丁萊夫到廣播事業局任党組書記，文化人出身的原書記
梅益降為二把手。次年４月，中央批准廣播事業局建立党委，丁為第一書記，梅為
第二書記。
在毛澤東与李質忠談話剛好一個月后的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周恩來約丁萊
夫、楊成武、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談廣播電台的安全保衛問題。周稱，廣播事
業局要成立電台安全保衛小組，要從部隊調一個現職參謀長專管電台的安全保衛工
作。
３月２７日，周恩來在楊成武、王尚榮（總參作戰部長）、呂展（北京市公安
總隊總隊長）及丁萊夫等陪同下，檢查廣播事業局大樓（時局机關与中央人民廣播
電台、北京電視台均在同一大樓內）的安全警衛情況，指示要制定警衛應急方案、
指定應急支援部隊、播音室前要有戰士守衛、大樓院內不能幵門太多、廣播劇場不
能對外，等等。
３月２８日及４月１２日，周恩來分別檢查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位於北京市郊
的兩個發射台－－雙橋４９１台、沙河５７３台的安全警衛工作。
４月８日，擬調廣播事業局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陸軍第６３軍參謀長王壽仁抵
京履任（据王壽仁后來回憶，他是乘坐周恩來的專机赶至北京的），５月３０日，
中央正式任命王壽仁為廣播事業局副局長。
５月１４日，即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展幵對彭真的批判期間，周恩來于０時４
０分指示廣播事業局代管北京市台。廣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辦法后，向周作了
匯報，周當天批示同意。
５月２７日，公安部隊司令部作出《關于加強廣播電台武裝警衛情況的報告》
。報告稱，年初以來，根据周恩來、總參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隊對加強重要廣
播電台的警衛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９８個重要廣播電台普遍加強了兵力。各
總隊對電台警衛工作均指定專人負責。各重要電台的警衛部隊還調整加強了干部，
并有營以上干部重點掌握。各省、市、自治區對調動電台警衛部隊的權限都作了規
定，以防止發生問題。加強了通訊聯絡，給警衛部隊配備了無線電台。
四、成立首都工作組，擴編北京衛戍區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周恩來、葉劍英依照毛澤東“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
，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聯名報告毛澤東和中央常委，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
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
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
責。
關于首都工作組的實際功能与存在時間，我們至今得知尚少。從它的組成人員
來看，似為一跨軍、地兩方，跨党、政部門的高層次的協調性机构。它的組成人員
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５月后兼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祕書長）、軍委副祕書長
兼代總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總政副主任、華北局第一書記（５月后兼北
京市委第一書記）、中辦主任、國務院祕書長、北京軍區兩位副司令員（其中傅在
５月后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北京市及華北局的各一位書記。
５月１８日，即林彪“５・１８講話”的同一天，周恩來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
進行部隊調動事，与楊成武和北京軍區協商，并書面報告毛澤東，提出擬調陸軍第
６３軍１８９師和陸軍第６５軍１９３師來京擔任衛戍任務，衛戍區司令員由傅崇
碧擔任。部隊到后，將對在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机關的保衛任務重新調整。毛澤
東閱后批示：照辦。
５月２６日，葉劍英主持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体會議，周恩來參加。會議研究
和決定首都工作組的任務、組織、當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調兩個陸軍師加
強首都警衛力量等問題。周恩來在會上講話稱：首都衛戍工作，既要抓緊，又要走
穩，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頭腦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壞分子鑽空子
。首都衛戍工作牽連全局，必須把形勢觀察好。反革命畢竟是少數，我們掌握著大
權，有槍桿子，軍隊是可靠的。會議決定：如遇有緊急情況需調動衛戍部隊，周恩
來不在時可報鄧小平。
根据中央、軍委的決定，北京衛戍區進行擴編。除傅崇碧兼衛戍區司令員外，
調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黃作珍任衛戍區第二政委（７月，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
兼第一政委）。擴編調入的部隊，与５月１８日周恩來与楊成武等商議后報告毛澤
東的方案有所變動。５月２７日，軍委命令，將原屬公安部隊總部指揮的首都警衛
師、北京市公安總隊及陸軍第６３軍所轄的第１８９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制。首
都警衛師改稱警衛第１師，北京市公安總隊改稱警衛第２師，１８９師番號不變。
６月１５日，軍委電示，將陸軍第２４軍所轄的第７０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制，
番號不變。
擴編后的北京衛戍區從僅有新建的一獨立團增至擁有四個師的建制。其中１８
９師為北方甲种師編制，轄三步兵團、一炮兵團和一坦克團共五個團，５月３１日
至６月６日，從石家庄獲鹿地區進抵北京市郊長辛店、清河、南苑。７０師為陸軍
机械化師編制，是陸軍第２４軍以至整個北京軍區的主力，轄三摩托化步兵團、一
高炮團、一加榴炮兵團和一坦克團共六個團，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交接完畢，位於
原駐地北京以東順義、通縣及怀柔一線不變。
毛澤東并不諱言，所謂“保衛首都”，其實是針對彭真的。正如１９６７年２
月他會見來訪的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所說：“北京市委是水也潑不進，針也
插不進。現在不是改組了嗎？還不行，還得改組。當發表改組市委時，我們增加了
兩個衛戍師，現在是四個衛戍師。以前兩個師是好的，但太散了”。
五、撤銷公安部隊番號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２日，毛澤東在南方召見葉劍英、楊成武時指示：撤銷中國
人民公安部隊番號，統一整編為人民解放軍。
將內衛部隊与國防軍混為一体，是歷史性的倒退。此前，公安部隊的建制屬公
安机關，由軍事系統和公安机關實行雙重領導。毛顯然對這种雙重領導的体制放心
不下，認為“太散了”，為此，幵倒車也在所不惜。
２月２８日，中央書記處召幵第４０７次會議，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李
先念、康生等出席，謝富治、林楓、葉劍英、楊成武、肖華、汪東興等參加。會議
決定：“經請示主席批准后，決定撤銷公安軍這個軍种。這是一個重大的決策，撤
銷后，分別划給各軍區管轄，城市可留一部分歸警備司令部指揮。具体問題，由楊
成武同志和謝富治同志商辦”。据此，中央成立了由謝富治、楊成武、李天佑、楊
奇清、徐立清、李天煥組成的公安部隊整編小組，負責提出整編實施方案。
５月１６日至２２日，公安部隊党委在北京飯店召幵各省、市、自治區公安總
隊領導干部參加的党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中央書記處第４０７次會議決定。
５月２９日，公安部隊整編小組向中央提交《全國公安部隊整編報告》，經周
恩來審核后報告毛澤東，６月６日，中央、軍委批轉了這個報告。６月７日，軍委
發布命令稱：“遵照毛主席、中共中央關于撤銷中國人民公安部隊，統一整編為中
國人民解放軍的決定”，軍委決定除北京市公安總隊已于５月２７日撥歸北京衛戍
區建制外（余注：這里沒有提及首都警衛師，是因為該師在調歸衛戍區前雖屬公安
部隊總部領導指揮，但建制仍屬北京軍區），其余全部公安部隊自７月１日起，撥
歸各大軍區、省軍區、上海警備區建制領導，原中國人民公安部隊番號撤銷。以原
公安部隊領導机關為基礎，和現炮兵管理導彈部隊的机构合并，整編為第二炮兵領
導机關。
此后，全國公安部隊按照中央和軍委的命令進行了整編。各省、市、自治區公
安部隊于６月３０日撥歸各軍區領導。公安部隊共向各軍區移交編制定額３６萬人
（實有３７．８萬人）。
以上概述，給我們的啟示至少是：
其一，“防止反革命政變”是在毛澤東本人督導下所做的一篇“文章”。是毛
澤東“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防修反修思維
的具体實踐。
其二，“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總決策者，是毛澤東本人。無可否認，林彪因其
自身的利害關系，對此決策是積极響應的，但更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鄧小平，
尤其是周恩來，也是積极響應、堅決貫徹的。在此過程中，如果非要說林与周有什
么區別，那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講得多，做得少，而周恩來卻是做得多，
講得少，如此而已。周處處親力親為且并非沒有講話，在林彪“５・１８講話”后
第三天的５月２１日，周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講了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
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這是有案可稽的，說林
彪一個人在念“政變經”，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其三，“防止反革命政變”一役，使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顯著上升。
謝富治、葉劍英、楊成武及肖華，都是此役中風頭甚勁者。區別在於謝、葉、肖等
人似乎都沒有山頭，或者說從不顯露出有山頭，而楊成武卻是有山頭的，与其說是
后來所指的“華北山頭”，不如說是“６３軍山頭”。我們注意到，在“防政變”
的大部分措施中，隱約都有６３軍的影子。楊本人，是該軍前身冀中部隊司令員﹔
鄭維山、傅崇碧，先后擔任過該軍軍長﹔黃作珍、丁萊夫，先后擔任過該軍政委﹔
路揚，曾任該軍政治部主任﹔王壽仁，該軍參謀長。調入北京衛戍區的１８９師，
是６３軍的老部隊。毛澤東最忌山頭，“一种傾向掩蓋著另一种傾向”（毛澤東語
），此為兩年后的“楊余傅事件”，埋下了伏筆。（２００４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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