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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身上找到的是智慧還是沮喪
朱蓬蓬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曾繁旭采訪了許多老人，在一篇《在他們身上找到的智慧
》的文章中，（南方周末2005/4/28）他提到了四個人，政治家李銳、畫家丁聰、
法學家江平和作家舒蕪。曾繁旭說：“這些老人的人生軌跡，曾如此相近，老來
又大相徑庭……在厚重的歷史中，他們也衹是薄薄的一頁，隨時就被翻過去了…
…”記者的文章標題是《在他們身上找到的智慧》，但文章的內容結尾卻說：“
從他們身上，我所明白的是：曠達地生活和工作，同時學習謙卑。”這是智慧嗎
？
筆者讀了曾繁旭的短文章后，不知為什么，也許是因為知道一些這四位老人的
經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還受過一些牽連。想起來總感覺有一些莫名的沮喪。
毛
澤東前祕書李銳，自1959年廬山會議隨彭德怀下台后，就消失了，文革十年，他
有八年在秦城監獄。落實政策后，在党的十六大前，他給中央常委的信《關于政
治体制改革的意見》，在2003年第1期《炎黃春秋》上，以《關于我國政治体制改
革的建議》為題發表。至今，李銳這個名字似乎還是敏感的，仍有許多不便言說
之處。
丁聰，中國著名的漫畫家。曾擔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1956年我40歲
了，才和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學俄文的沈峻結婚，他們是1956年底結的婚，參加
婚禮的來客衹有馮二哥（馮亦代）一人。丁聰結婚剛半年，便被打成了“右派”
。結婚一年后愛人生了孩子，丁聰沒有享受初為人父的喜悅，衹在醫院隔著玻璃
窗望了望自己的兒子，便被發配北大荒，勞動改造去了。丁聰至今仍能樂哈哈地
用漫畫式的幽默，冷眼旁觀著人生的流逝。
江平，中國首批留蘇學生，進入莫斯
科大學學習法律。1957年被打為右派，婚姻离散，一條腿被火車碾碎。1978年北
京政法學院复校，江平恢复教職。北京政法學院于1984年改名為中國政法大學，
他升任副校長，主管教學。1988年，榮升校長。有人稱江平是中國民法的“教父
”。2001年底，中國政法大學特別授予江平先生終身教授榮譽，褒獎這位卓越的
法學家對學校及整個中國法學事業所做出的杰出貢獻。因為無法，江平的心几乎
要死了﹔而因為有法，江平可以揚眉吐气地住進260平方米的房子。
舒蕪先生，
他寫過這樣一段話：“由我的《關于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
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雖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冤
獄，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其中
包括了我青年時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別是一貫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我對
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沉重的責任。”舒蕪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了
很多苦，上個世紀80年代后寫了不少好文章，但絕大多數胡風案的受難者似乎仍
不原諒他。他已經落入了病魔纏身的孤苦境地。
現在，這些人都老了。他們曾經
隨著歷史的風浪起伏，在起伏中讓人們触及到一點不太穩定的閃爍著的智慧。如
果要問，他們影響了這個時代沒有，回答很難說得清楚。
寫到這里，我想起另一
個李銳。2003年10月10日，在山西作協主席團、党組聯席會議上，作家李銳宣布
，辭去山西省作協副主席職務，放棄今后山西省作協換屆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并同時退出中國作協，放棄中國作協會員資格，隨后在16日把中國作協會員証退
寄給中國作協。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深感作協日益嚴重的官僚化、衙門化，日益
嚴重的政党化，在這种官本位的等級体制下，文學日益萎縮，藝術、學術無從談
起。
是不是這樣呢？一度傳說李銳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被提名者，怎么會有如此大
的火气呢？不是圈子里的人是很難理解的。不僅如此，按照在張煒与吳亮的“精
神格斗”与“精神沙化”問題的討論中，朱健國在網上介紹李銳的觀點說：“自
1949年以來以社會主義之名實行的專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個中國人都要面對的
基本生存處境。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每一個普通國民的精神閹割，思想奴化，自
我審查，自我欺騙，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延續至今的。而最為慘烈的一幕，
也正發生在改革幵放當中……”
下面過激的話，朱健國引用了，筆者是不敢再引
用下去的。因為，當世界公認中國改革幵放這二十多年是輝煌發展的時候，盡管
還有不如人意處，但改革總是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發展總是需要有穩定團結的
環境，我們的知識精英卻憑什么要予以徹底的否定呢？他們不是也享受著改革的
成果嗎？不懂。
我在尋求答案。正好，又是一位老人，中國一代人類學社會學的
祖師爺費孝通先生逝世了。由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和費孝通長談三天的《費孝通
先生專訪錄》也發表了。費了很大的气力來讀這篇不是書寫語的文字，可能還是
算基本上弄懂了費先生的意思。
費先生早年留學英國，以一篇博士論文《江村經
濟》打響，建國前夕，由張東蓀把他帶到西柏坡。然后參加幵國大典的准備工作
。1957年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受到反動學術權威的沖擊。但最后當到了全國政
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費孝通的右派和別的右派是大不相同的。打成右
派后，李維漢曾請他吃西餐﹔毛澤東也請他吃飯，并說：“不要緊，右派有什么
關系。”按照費先生的原話所說：“知識分子是要別人賞識的。李維漢是共產党
里面第一個真正賞識我的人。”令人吃惊的是，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費先生說
：“我對這個隊伍看不大起……一般知識分子都是同現在的知識分子差不多，都
沒有本領，沒有气節，沒有東西。”“我接触的事物很多，我附近都是知識分子
，我看穿了他們。”“要靠這些人，中國起來，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澤東。”
這一些話，也許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盡管費先生說不知道張東蓀為什么
會被打成特務，又為什么會平反。盡管費先生“很信任儲安平，他的觀點同我是
一致的。一直到他死都有來往。”但儲安平的失蹤卻像謎團一樣至今也解不幵。
應該說，這長篇的訪談錄是很真實的，是袒露了心聲的。但是，正因為如此，我
仍然不理解的是，建國50多年，被眾多學者恭維的費孝通的社會學，到底是怎樣
指導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從解放初期的土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聯
產承包責任制，直至解決今天農村的三農問題，都和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
和社會學有什么關系？
朱學勤先生在訪談錄中直截了當地問費先生：“對蔣介石
的個人印象怎樣？”費答：“他就是個流氓……他用低下手段，用的是邪的一面
，毛澤東是用的正的一面，孫中山想用邪的一面，沒用上。”
這真是：革命家都
成為了流氓。衹不過是手段有邪和正的區別。聯系到上面的种种議論，在我心目
中，這神圣的社會學變得庸俗起來，成為了庸俗社會學。
再說，如果中國的知識
分子都認為別人沒有本領，沒有气節，沒有東西，衹有自己最行，這是什么樣的
智慧呢？我看到的衹有沮喪。好在有人告訴我事實并非如此，于是這沮喪也就消
退了許多。特別在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時候，以許振超為代表的三千多名全國勞動
模範和先進工作者的受表彰，說明他們用自己的知識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了貢
獻。中華民族的复興，如台灣國民党主席連戰先生所言，是指日可待的。56年不
在大陸的連戰先生看到了，而我們眾多有智慧的知識精英卻看不到，這是為什么
？
200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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